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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領域立法重要性凸顯 加強立法需補齊法律法規短板

2021年04月12日 09:54   來源:法制日報   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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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涉外領域立法需補齊法律法規短板 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長梅夏英

  □ 本報記者 吳瓊 本報見習記者 王衛

  為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中國首家涉外法治研究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近日成立。為此,《法治日報》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長梅夏英。

  涉外領域立法重要性凸顯

  記者: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推進涉外領域立法。請問,加強涉外領域立法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梅夏英:概括來說,加強涉外領域立法主要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第一,加強涉外領域立法是維護國際秩序、促進國際合作的必要手段。健康、穩定、繁榮的國際秩序,應當建立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權的國際法規則之上。然而,近年來國際法規則屢屢遭受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思維的踐踏。我國加強涉外領域立法,一方面可以阻斷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法律與措施的不當域外適用,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涉外領域立法向世界表明我們自己的法律立場,促進國際合作以共同對之加以反制。

  第二,加強涉外領域立法有助于促進對外開放、維護國家利益。以對外開放促進深化改革,是我國的一項頂層設計。至于對外開放的含義,則不僅包括“引進來”,也同時要求“走出去”。通過加強外商投資、出入境管理、移民管理、海關、商檢等領域的涉外領域立法,當然可以提升我國引進域外資金、技術、設備和人才的質量;而通過加強專門性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的法律,以及加強包括公司、證券、行政執法等國內法的涉外條款的制定,又可以推動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

  第三,加強涉外領域立法,將極大助力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驅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統籌兼顧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僅有國內法治,而缺乏涉外法治的橋梁溝通作用,就不能與全球法治互動通融,難以通過法治手段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通過加強涉外領域立法,可以表明我國法律立場,促進國際合作,也將有助于世界各國關注健康、穩定、繁榮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進程。

  涉外法治是一個全新概念

  記者:在涉外法治研究院成立大會上,您曾提到“涉外法治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系統的概念”,對此應該如何理解?

  梅夏英:過去,我們往往將全球法治劃分為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兩個組成部分;認為兩者無論是在立法理念、立法技術,還是在法律體系的角色、定位上都存在顯著差異,屬于不同層級的法治領域。這種理解方式,造成了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不應有的部門法藩籬。事實上,不僅專門的國際法,比如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具有涉外性,構成全球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性質上主要體現為國內法的民法、公司法、證券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也存在或者需要存在涉外法律條款。這些主要體現為國內法的部門法中的涉外法律條款,對于全球法治來說同樣不可或缺。這次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恰就新在超越過去的簡單二分思維,恰就新在點明國內法治、國際法治和全球法治的互動通融的關系之上。

  說涉外法治是一個系統的概念,主要強調的是域外法治概念對于部門法的高度整合作用。涉外法治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外法治實際上包括所有含有涉外因素的法律關系。這個概念超越了通常所講的部門法劃分,更接近領域法的概念,它既包括國際法問題,也包括含有涉外因素的國內法問題,比如外商投資、移民管理等等,還包括外國法、國別法問題,尤其外國法律當中可能涉及到我國的內容。域外法治作為一個綜合性、系統性的概念,以涉外因素統領各個法律部門,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統一。以企業走出去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涉外法治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系統性。一方面,企業走出去,或者進行直接、間接投資,或者進行工程承包、勞務合作,需要同時遵守本國和所在地的法律;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國制定專門性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的涉外法律,重視公司、證券、行政執法、刑事司法等領域的涉外條款的作用。而只有借助這種系統的涉外法律、涉外條款的制定,才能真正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探索建立全球法律服務網

  記者:改革開放后,我國制定了海關法、外商投資法等一系列涉外法律法規,為我國企業、公民等深入開展國際交流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面對新發展階段我國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要求,您認為,我國涉外法律法規還存在哪些具體的亟待補齊的短板?

  梅夏英:過去,由于對涉外法治在全球法治中的互動通融作用有所忽視,無論是我國的立法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不應有的部門法藩籬現象。由此導致在具有涉外因素的立法上,更多地關注于專門性的涉外立法。與之相反,對其他非專門涉外法律中的涉外條款的建構問題則關注不足。

  當然,這并不是說專門性的涉外立法不再重要。事實上,不僅已經出臺的專門性涉外立法,仍然存在部分法律規則亟待更新、部分法律規則效力位階較低、部分法律規則制度建構缺乏系統性而過于零散等問題;而且仍然需要進一步制定與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的專門性涉外立法。

  記者:近年來,我國走出國門的企業和公民越來越多,保證企業合規經營、維護企業和公民的安全與利益問題越來越突出。涉外法治工作的一個重點就是運用法治手段有效維護海外中國機構、企業、公民的合法權益。您認為,應該如何探索建立貫通國內和海外的法律服務體系,即以中國的法律服務機構為依托,建立面向海外中國機構、企業、公民的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

  梅夏英:第一,建立面向海外中國機構、企業、公民的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首先需要明確機構、企業、公民真實、急迫的法律需求。只有以這種真實、急迫的法律需求為指導,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

  第二,建立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歸根結底需要人才支撐,因此就必須重視、加強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工作。這種培養既包括對在校學生的涉外法治培養,也不能忽視對教學科研工作人員、法律實務工作者(如法官、檢察官、律師等)的涉外法治培養。既要重視國內人才的海外深造工作,也要強調對海外人才的引進工程。在海外深造這一培養方式的展開上,既要有對國際經貿法律規則的學習和吸收,也要有對中國涉外法治建設工作成果的宣傳和傳播。

  第三,建立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還必須促進國際、區際法律合作。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的建立不能搞單兵突進,反而更加需要強調國際、區際法律合作。

  第四,建立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還應重視法律服務機構與科研單位之間的互動。法律服務機構在建立全球性法律服務網絡方面處于實踐的第一線,可以敏銳地了解海外機構、企業、公民的真實、急迫的法律需求。如果可以加強法律服務機構與科研單位之間的互動,就可以形成以實踐促進理論有針對性發展、以有針對性理論指導實踐回應法律需求的良性循環。

【責任編輯:李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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